□罗立彬李萍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、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对“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”作出部署，明确提出要“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”，通过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，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，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。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要加快推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建设。这种“超大规模”首先体现在人口基数和经济总量上，也进一步体现在市场的多层次特征以及强劲潜力上。它具备很多小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征，也为政策创新、企业竞争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。
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可以容纳多个大型企业相互竞争，同时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效应。比如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，零售电商、本地生活服务、短视频等领域形成了多主体动态竞争格局，推动了行业在效率提升、供给优化、用户体验升级等方面的持续改进。《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（2025）》显示，2024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15.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7.2%，连续12年稳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，已成为促进内需扩张、带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的重要力量。
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可以帮助加速实现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容，形成更高的均衡分工水平，加速实现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。由于国内市场规模巨大，即使分工非常细致，细化后的分工角色也可以面临足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市场规模，使分工细化的收益显著提升。加之近年来数字技术应用加速降低分工成本，使得我国近年来分工日益细化，也产生出众多新型分工角色、新工种和新职业类型。自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并实施职业分类动态调整以来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累计发布七批共110个新职业。2025年7月增设17个新职业、42个新工种，其中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、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、旅拍定制师、睡眠健康管理师等等。
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可以容纳国内不同区域间开展竞争，为区域间政策创新提供了并行试验和绩效比对的制度空间，从而不断提升为经营主体服务的营商环境。以2025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为例，深圳在3月向企业发放首批近2亿元“训力券”，6月追加新一轮算力券1.29亿元；而杭州于6月正式发布《杭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实施方案（2025年版）》，设立年度2.5亿元规模的杭州算力券，对采购智能算力服务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最高30%补贴，同时提出投向人工智能关联方向的产业基金规模超1000亿元。两地在同一赛道上通过不同政策方案实现“公布、对标、升级”的互动过程，正是区域间并行性竞争推动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的典型体现。
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可以帮助分摊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成本，也有利于创新商业模式的快速应用与迭代。比如，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共享单车、直播电商、微短剧等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创新性的商业模式，都是在国内大市场支撑之下实现的快速迭代和创新。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大规模国内市场所提供的丰富应用场景。
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既可以成为外部要素资源的引力场，也可以通过发挥本地市场效应推动本地产品与服务出口，为构建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”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。由于具备巨大的人口规模，我国在人均GNI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时，就可以具备超大规模国内市场，也使得我国具备“引力与潜力”兼备的独特优势。近年来，投资中国被不少跨国公司认为是必选项，说明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另一方面，近年来不少中国本土品牌、本土商业模式、本土产品和服务也开始走出去，这也是基于在服务国内大市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竞争力。比如，中国网文、网剧、网游等文化出海“新三样”，以及不少中国数字应用程序出海，很多都是在本土大市场培育之下产生的国际竞争力。跨境电商模式出海，更是将国内分工细化优势拓展到国际市场。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，要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基础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，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，释放市场增量，带来实际经济增长。
首先，推动通用型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，这是带来新供给并创造新需求的核心关键。具体而言，可从强化创新、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、增强技术研发和应用三方面着手。
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鼓励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。当前，我国已经开始在许多前沿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，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开始领跑，通过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已经较小，必须不断提升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，做到科技自立自强，才能不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。
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融合，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，并大力推动创新科技成果在产业层面得到广泛应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发挥技术创新催生新供给的作用，也才会真正产生有能力创造新需求的新供给。
抓住新科技浪潮机遇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在数字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等领域率先取得突破。将中国国内大市场作为全球创新的试验场，吸引全球资源进入，进行创新研发，使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首先在中国国内大市场上得到应用。
其次，推进制度创新，营造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的营商环境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的支撑，也依赖制度创新和高水平营商环境的保障。因此，必须推进制度创新，为激发市场活力、优化资源配置、促进区域协作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制度保障。
鼓励良性竞争，既要打破垄断，又要反内卷，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与竞争效应相容的突出优势，既使各行各业企业找到最优规模，又形成有序竞争态势；宏观经济政策干预要致力于扩大市场规模，发挥“挤入效应”，用政府投资来努力改善预期，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，并带动社会投资进入。
切实降低各类市场交易成本，提高全社会均衡分工水平，从而带来新型专业化工作的新需求和新供给。应当充分重视数字技术应用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。
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。优化区域布局，推动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等“硬联通”设施建设，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、产业协作、利益共享等“软协同”机制等举措。用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，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。
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充分发挥“引力和潜力兼具”的独特优势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以服务业为重点，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；要擦亮“投资中国”品牌，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，落实好“准入又准营”，营造透明、稳定、可预期的制度环境，使投资中国持续成为跨国公司的必选项；要让中国国内大市场成为全球大机遇，扩大增值电信、生物技术、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，有序扩大教育、文化领域自主开放。打造“购在中国”品牌，用中国商品和服务对全球购买力产生引力；同时用开放吸引全球创新资源，让中国国内大市场成为全球创新的试验场、应用场、利润场。
（作者罗立彬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；李萍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讲师、经济学博士）
